赵昌言、苏易简，认为王继恩军功当朝第一，应该封宣徽使，“非此职不足以酬其功。”说不授予宣徽使就不足以赏元勋。

太宗大怒：“太祖定制，何人敢违。”严厉斥责二位宰相。

《宋史》载：“宰相力言继恩有大功，非此任无足以为赏典。上怒，深责相臣。”

宣徽使为执政之台阶，是国政之本，太宗认为宦官不宜干政，令学士张洎、钱若水别议官名。最终，太宗采纳张洎、钱若水的建议，给了王继恩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宣政使，领顺州防御使。

宣政使、宣徽使，一字之差，实则相差甚多。宣政使虽位在昭宣使之上，但有名无实，之前没有这个官位，算是为了封赏王继恩，特地设立的。

这事还没完，至道二年春，平民出身的官员韩拱辰又向太宗上奏，称王继恩“平贼”有大功，应当担任要职，现在只封了一个防御使，奖赏过薄，不能让朝廷内外心服。

太宗大怒，命侍卫将韩拱辰拉下去，打了几十大板，这还不解恨，又令人在韩拱辰脸上刺字涂墨，发配崖州。

《宋史》载：“至道二年春，布衣韩拱辰诣阙上言：‘继恩有平贼大功，当秉机务，今止得防御使，赏甚薄，无以慰中外之望。’上大怒，以拱辰妖言惑众，杖脊黥面，配崖州。”

一个太监，竟然让当朝宰相和文武百官多次主动为他主动请功，可见，王继恩在朝中是何等的得风得雨，势力是何等的盘根错节，根深蒂固。

太宗怕的就是太监干预朝政，笼络人心，图谋不轨，多次大发雷霆，又是打又是罚，是有原因的。

◆太宗的“罪己诏”

平定了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太宗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，以平息蜀地百姓的怒火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写一封检讨书吧，诏令中书省起草一份“罪己诏”。

诏曰：“朕用人不当，清浊不明，致使百姓之父母官不以亲民为政，专务贪暴，扰民为寇。因此，朕自责备，自今而后，永鉴前弊，改弦更张。”

太宗的意思是说：这次叛乱不是百姓的过失，而是自己用人不当，下级官吏对于百姓过分暴虐苛刻，激得百姓叛逆为寇，特地发下罪己诏，表达对蜀地子民的歉意，自今而后，永鉴前弊。

太宗想用一纸罪己诏，把自己打扮成为“忧国忧民”的“明君”，妄图把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洗得一干二净。

早在六月，太宗就下诏，赦免被李顺胁从连累的百姓，让蜀地百姓回到田地上去，不要再闹了。将成都府降格改称益州。八月，枢密直学士张咏外调为益州知州，诏令可以不上奏自行决断有关事宜。

为官之人，手里有杆秤，心里也应有杆秤，哪头歪了都会要人命的。张咏是一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，王继恩在成都如此的猖狂霸道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
小小知州，竟敢怒怼皇上身边的大红人，当朝老元戎，是谁给他的胆子，张咏又是何方神圣？

老百姓要的是能解决温饱，有粮食吃，有衣穿，要的是能活下去，你皇帝再会演戏，能当饭吃吗？老百姓不是这么好糊弄的。

王继恩带兵攻打成都之时，张余率领义军攻克嘉州。

成都失陷，李顺不知所踪。张余擦干眼泪，留下王文操带领一支义军守嘉州，又集合各部数万义军兄弟，沿长江而下，向川南、川东进军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星星之火，遂成燎原，势不可挡。